王天玉:法官面对罢工的无奈

摘要:罢工案件抛给法院,名义上是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实际却是法院的司法难题,最终,法院审理罢工案件适用了“法无授权即禁止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罢工自由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司法机关又不得不面对劳动者以罢工争取权利或权益的情况。司法如何应对罢工,不仅体现了法律对罢工的态度,更凸显了司法的限度。

学术界更侧重从权利保护角度理解罢工,主流观点认为劳动者集体行动是“合法”的,因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不断上演的罢工、停工事件,一次次考验着劳动者、执法者、司法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张力。所有主体都希望从有限的法条中寻找依据,以便做出更符合自身意愿的推理和结论。

与罢工最接近的法律术语是“停工、怠工”。2001年修改的《工会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这也是为了对接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该《公约》规定缔约国要保证劳动者有权罢工。

劳资关系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王天玉梳理了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公开的308件罢工案件,来源为“中国裁判文书网”。308个案例没有一件判决援引《工会法》第27条论证劳动者有权罢工。

王天玉指出,《工会法》关于停工、怠工的规定既没有指明所依据的上位法,也没有涵盖特定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前后处置程序,更缺乏强制实施的法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王天玉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有效性通常不会被法院认可。

从308个罢工案件的年份分布看,2008年至今数量逐步增长,2014年的案件数占308个的39%,2013年占37%。地域上看,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上海占比超50%。

罢工案件统计发现,一半以上是因为劳动者要求涨工资,尤其以计件工资单价核定为主要争议点,属于利益争议。同时,也有将近一半罢工行动是由于用人单位未能遵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占比较大的为用人单位拖欠加班费、单方面降低工资,这可归为权利争议。

无论哪种类型案件,法院的基本逻辑是考察停工或怠工事实,进而对行为定性,判断是否为罢工行为。法院判定集中在四种情况:第一,认定劳动者的行为是协商行为,不是怠工或罢工;第二,无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有罢工行为;第三,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劳动者违反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处罚。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劳动争议,应依法通过劳动监察、仲裁或诉讼程序维权,不应当采取罢工怠工等任何过激和不适当行为,破坏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第四,用人单位解雇劳动者的理由合法,但是程序上未通知工会或未将规章制度告知劳动者,故仍属违法解雇。

其中,第三项和第四项实际是认定罢工行为违法,因为劳动者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所以,用人单位有权解雇罢工劳动者。在308个案件中,这一比例达65%以上。

裁决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25条和《劳动合同法》第39条,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王天玉表示,在308个案例中,几乎所有用人单位规章制度都明确规定了“禁止罢工、怠工、停工”等内容,从法院判决看,司法并没有否定用人单位此类规章制度。

在认定是否为罢工行为时,法院往往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无论劳动者的诉求是有关拖欠工资、加班费等的权利争议,还是要求涨工资的利益争议,无论用人单位是否早已存在过错行为或拒绝集体协商,劳动者均无权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而应当通过劳动监察、地方工会以及仲裁和诉讼解决问题。王天玉称其为“本身违法原则”。

比如,一起案件为劳动者要求涨工资引起罢工,公司解雇多人,劳动者主张,自2007年起,计件单价和奖金6年来无任何变化。员工多次与被告沟通协商,要求合理调整计件单价,被告均未回应。用人单位称,劳动者未采用合理方式,而是以罢工为要挟,这并非是协商的态度与方式。法院判决,若原告认为劳动报酬约定不适当,其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如与用人单位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或者通过工会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种态度是,法院在审判中不会简单认定劳动者行为无效,而是会考虑其罢工行为产生的原因、激烈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综合评判罢工行为效力。王天玉称其为“合理原则”。

比如一则案件的裁决为:劳动者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其权利应当受到保护。虽然被告等其余员工在协商过程中存在停工的行为,但并未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其行为在程度上尚未严重。故原告在双方就工资问题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径直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违反了法律规定。

法院更多是依据“本身违法原则”进行审判,“合理原则”是少数。王天玉指出,不管是用人单位早已存在过错,还是拒绝回应劳动者的协商要求,劳动者集体行动往往都无法得到法律支撑,“法院实际上是依据‘形式法治’摒弃了追求实质公正的道德基础。这也许是当下法治条件下一个必然而又让人无奈的结果。”

法官之所以会面对如此众多的难题,王天玉认为原因在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不完备、劳资双方自治体系缺失、工会等未能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罢工案件抛给法院,名义上是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实际却是法院的司法难题,因为司法定位决定了它并没有能力以“实质公正”处理每一起罢工案件,更没有权力创制规则。

法官面对罢工的无奈,王天玉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罢工不属于法律明确保护的行为,但却是明显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劳动者有正当的诉求,法官在内心中可能是认同劳动者所处的境遇的;争议进入到司法程序后,法官必须做出裁判;作为法官,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判决,没有权力创制规则;判决必须注意社会影响,至少要避免引导更多的劳动者集体行动;对于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罢工案件,可能有来自当地政府的意见,要求妥善解决此项集体争议,维护当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最终,法院审理罢工案件适用了“法无授权即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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